因此，并不奇怪的是，在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入世谈判更多是在学习。
菜单有时似一本精美的画册，上面不仅有漂亮的菜品图案，还有一些主要特点的说明，比如辣的程度，当然，还有标价。因为一个餐馆的品质也就几十种，最多也就一两百种，而一个大公司的产品可能多达几百种、甚至成千上万种，这么多的产品如果要给出图像以及价格，那么非常昂贵的。
既然市场不能灵活应对环境，当然也就不够有效，这个时候需要外力来帮一把。如果公司的产品价格并不经常变化，而是像被胶水粘住一样，那么市场如何能够自动地迅捷调整，从而对无时不在变化的经济现象作出反应呢？显然不能，于是曼昆说，看似不起眼的菜单成本，导致了市场失灵。那么为什么餐馆不愿意频繁变动菜品价格呢？通过和一些有过开餐馆经验的人交谈，可以归纳出两个主要理由：实时调价很麻烦。那就是说，原先的定价不太符合餐馆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因而餐馆调价了，但我无从知道这是提价还是降价的结果。好一点的餐馆菜单很干净漂亮，次一点的餐馆菜单总是很油腻，脏兮兮的。
毫无疑问，对于很多普通餐馆来说，也是希望有一本精美的菜单的，这样不仅能够诱惑食客的食欲，而且可以提升餐馆的档次。但对于学经济学的人来说，这绝对不是一个可以忽略的小问题。参加的教授除了哈特，还有同样研究组织问题的阿庚（Philippe Aghion）。
哈佛经济系的全系seminar大约一个月一次，演讲者必定是著名教授或者学术新星，地点在哈佛堂（Harvard Hall），全系教授几乎倾巢出动，而与此时间冲突的其他研讨会都要取消。例如，哈特教授在最近几年引入行为经济学的视角，重新阐释了不完全契约的基础，这甚至是对他本人已有理论的重大修改。星期三，有健康经济学、国际经济学、金融经济学、劳动经济学workshop、环境经济学与政策seminar。典型地，一个博士生的论文在正式发表之前，先是跟导师讨论，得到初步肯定后在博士生研讨会上报告，根据修改意见再去课堂workshop上汇报，再吸收修改意见后去外校的workshop或者正式的学术会议上报告，最后投稿时还要经过匿名审稿人的多轮挑剔。
相同的是，无论是workshop还是seminar，每次都是一个半小时，由一个学者介绍自己尚未发表的成果。三、三个有利于无论是talk、workshop还是seminar，这些研讨会都不同于专门的学术会议（conference）。
报告者通常没有正式的论文，只是演示PPT。正当大家处于云里雾中时，MIT经济系的资深教授霍姆斯特朗（Bengt Holmstrom）干脆打断了他，说我被你搞糊涂了，你能不能把你的问题总结一下？Athey和施莱佛的对比生动地证明，不是所有的聪明人说话都很快。很多博士生和教师的简历中都会提及自己何时何地应邀做了什么学术报告，这是一种被学界认可的成绩。博士生研讨会有两个特点，第一是非正式。
在一次组织经济学研讨会上，我问了报告人一个问题，报告人说这个问题不影响结论。除了全系seminar，所有的研讨会都只有很简短的开场白，就是主持人说一下今天谁讲什么题目，根本没有人介绍演讲者的职位、贡献和履历。星期五，有经济史workshop。与研究生研讨会不同，workshop的主讲者可以是博士生，也可以是本校或者外校的教师。
大牌教授可能问题比较多，但是他们提问也要举手，甚至会问很简单的问题。研讨会上报告论文的人都是从事契约与组织理论研究的本系博士生，报告的论文通常是他们的博士论文，包括博士论文最重要的部分job market paper。
据说，一个曾到哈佛大学访问的中国学者，回到中国后竟然从此放弃了学术，因为他觉得自己在人类的知识宝库面前实在太渺小了。因此，一旦施莱佛提问了，整场研讨会光是他就至少要占用一刻钟。
这些食品都是凉的，刚来的中国人可能不习惯，但也不得不入乡随俗。美国的经济学圈子很小，大家对彼此的研究非常熟悉，因为同一个领域的学者通过seminar这种学术沙龙相互了解、相互学习、相互促进。他不仅语速慢，而且问题多。我问为什么，他说希望能够听到一些对事实本身的描述，也许会发现值得研究的奇怪现象。要推动学术研究的深入进行，必得有专业的沟通途径才行。哈佛经济系是一个比较保守的经济学高地，能够被邀请在seminar上报告论文的人，很多都是从哈佛毕业后在MIT、耶鲁、普林斯顿和芝加哥等名校任教的毕业生。
先不说内容，单是形式方面国内还做得远远不够。星期四，有计量经济学、组织经济学workshop。
它怎么会有这么一个奇怪的别名呢？一个博士生告诉我，因为它是一种午餐研讨会，在每天中午12点到1点举行，而以前提供午餐的包装盒就是褐色的纸袋。我记得在一次产业组织研讨会上，组织者帕克斯教授（Ariel Pakes）反复地质疑一个博士生的需求函数的设定，以至于演讲者差点没讲完论文，说了好几次要不我先讲后面的模型才算罢休。
在坎布里奇（哈佛和MIT所在地），你必须足够聪明。要是提供热腾腾的中餐，估计美味的饭菜会让听众对论文失去兴趣。
一、学术的盛宴一位名叫保罗·格雷厄姆（Paul Graham）的著名程序员和风险资本家说过一句有意思的话，伟大的城市吸引雄心勃勃的人。在哈佛，包括正教授在内的所有教师都要参加本组的研讨会，这一方面便于他们熟悉同行的最新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也能够启发他们自己的研究。比如，在纽约，你必须足够有钱。凡是在seminar上介绍过的研究，都具有知识产权，绝对没有人敢拿别人未发表的论文去私自发表，哪怕是借用别人的思想也不行，因为圈内人都知道谁是原创者。
从2009年9月1日开始，我在哈佛大学经济学系从事为期一年的博士后研究。国内对内部研讨会还不够重视，没有认识到这些研讨会的价值。
现在的包装盒已经是白色的了，里面通常装着一块三明治、一个甜饼、一个苹果、一包薯片、一罐蔬菜沙拉，另外还有一瓶饮料。下面逐一介绍一下，顺便谈几点感想。
作为一个客人，你会为大快朵颐而感到兴奋，也会为智力交锋而感到压力。这几年，国内经济学界的学术会议已经很多了，例如中国经济学年会、青年经济学者论坛、青年经济学家联谊会（YES）以及制度经济学年会等等。
以秋季学期的典型一周为例：星期一，有产业组织理论、公共经济学、法经济学与组织workshop、货币和财政政策seminar。我每周都要跟着博士后导师哈特教授（Oliver Hart）参加这三类研讨会。不过，Athey在workshop上很少说话，通常是边听报告边快速敲打她的手提电脑，偶尔抬头问一两个问题。国内的学术报告喜欢搞排场，像演出一样，仿佛成百上千的学生都了解某个专题的学术研究。
一些在研讨会上被指出有明显漏洞的文章，却最终得以发表，这恰恰是缺乏专业学术交流和学术评价的弊端。哈佛经济系的seminar也是分组进行的，但全系seminar除外。
当然，在内容方面，值得我们学习的更多。像哈特教授，六十多岁了，已经是企业的产权理论和不完全契约理论的开创者和领军人物，但是每周三次的研讨会从不缺席。
二、Talk、Workshop和Seminar第一类研讨会是博士生研讨会，其别名是Brown Bags talk，直译为褐色纸袋研讨会。第一，研讨会有利于培养博士生的表达和沟通技能。
